中國教會史

天主教會在中國的簡史

1.0 導言

本文將分為兩部份。在第一部份裡，我們將分階段綜合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傳教史，並嘗試對每一階段傳教工作的得失作出簡單的評論。在第二部份裡，我們將嘗試從基督宗教過往多次在中國的興衰探討天主教會在中國的未來。

2.0 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簡史

談到天主教會在中國的歷史，一般史學家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介定它的起點。唐代傳入中國的聶斯多略教派（景教），既然在基督學的教義上被大公會議定為異端，它在中國的歷史可否被視作天主教會史的一部份？但從梵二大公會議「教會合一」的精神來看，我們可將景教視作我們「分離的弟兄」，因此，它的歷史也應被視作天主教會史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公元1245年教廷遣使柏郎嘉賓至蒙古，期望結盟。當時南宋仍未滅亡，我們又如何處理這段歷史？但既然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融，我們也樂於跟隨大部份史學家的做法，將蒙古的歷史歸入於中國歷史之內。在這些的前題下，我們可以將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傳教史，簡單地分為四個階段，以方便討論。它們分別是：

第一階段：唐代的景教

第二階段：南宋末年至元代若望孟高維諾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

第三階段：明末利瑪竇的傳教工作至清初的禮儀之爭

第四階段：禮儀之爭後至近代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2.1 唐代的景教

公元635年（貞觀9年），景教教士阿羅本到達唐朝京城長安，開始翻譯景教經書，唐太宗對教義深感興趣，並覺教義正直合理，予以尊崇。638年，首座景教寺在長安義寧坊興建，稱為波斯寺。至唐高宗（650年）時，下諭准許景教在各地建寺，並尊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公元745年，唐玄宗下詔將波斯寺改名為大秦寺。到了781年，景教僧（教士）景淨，建「大秦景教流行於中國碑」於長安。此碑真跡現仍存於西安碑林，並有仿製品存於羅馬拉脫郎博物館內。景教在中國全盛時，神職人員很多，並有多座修院，但至於有多少信徒，則沒有詳細的資料可供參考。

至唐武宗（公元845年）時，寵信道士歸真，下詔滅佛，毀天下寺，景教亦被波及，教士遭勒命還俗或驅逐出境。景教亦漸漸地在中國沒落。公元950時，聶斯多略教派的一位宗主教，曾從波斯派遣六位修士前往中國視察，可惜的是竟連絲毫景教的呭跡也沒有尋獲。唐代後，聶斯多略教派仍在蒙古一帶流傳，至元朝蒙古入主中土後，景教又再度傳入，稱為「也里可溫」，但只流傳於邊疆地區，在中土並無發展。

談到景教在中國衰亡的原因，沒有太多的史料可供參考。一方面可能由於景教教士只著重於向中國境內的外僑和外商傳教，致使信仰未能在民眾內生根。另一方面，基督教義反對一夫多妻，也可能妨礙了景教在當時的傳教工作。此外，7世紀開始，回教開始在中東、阿拉伯和波斯一帶興起，也使聶斯多略教派本身的發展，受到很大程度的衝擊和障礙。

2.2 南宋末年至元代若望孟高維諾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

13世紀初，蒙古勢力崛起，並西侵歐洲，軍力直至波蘭和匈牙利。其後由於西征將軍拔都需回大漠處理皇位繼承問題，戰爭才暫時停止。1245年，教宗依諾森4世遣使柏郎嘉賓至蒙古，主要是希望勸服元定宗（貴由）率臣民信奉天主教，並勸蒙古罷兵，聯手對付回教勢力。柏郎嘉賓的任務並沒有成功。其後數十年，先後有法王路易9世特使羅伯魯，以及意大利商人「馬飛羅波羅」兄弟和姪兒「馬可波羅」一行三人來到中國，不過都未正式展開傳教工作。直至1289年教宗尼各老4世任命方濟會士若望孟高維諾為欽使前往北京，才掀起歷史性的一頁。

1294年孟高維諾經泉州到達北京。當時元成祖忽必烈剛去世，成宗繼位。孟高維諾獲准居留，並展開傅教工作，勸化不少王族加入教會。1305年孟高維諾致書歐洲，報告中國有教友六千。其後，孟氏在北京皇宮前興建大教堂一座，並將新約和聖詠譯成方言。1307年教宗格來孟5世認為時機成熟，於是設立北京總主教區，任命孟高維諾為總主教，並於同年祝聖七位方濟會士為主教，來華協助孟高維諾。這七人當中，只有三位於六年後成功抵達北京，隨即祝聖了孟高維諾為總主教。這次事件在中國教會的歷史上意義重大，因為這是在中國地域內首次舉行的天主教主教祝聖禮。泉州教區亦於同年（1313年）成立。

若望孟高維諾主教於1328年逝世。可惜的是，孟主教死後，北京總教區一直未有主教，教宗所委派的主教似乎無一到任。1338年，方濟會士若望馬黎樂里曾率一批傳教士來京，但逗留3年後便離去。1370年時，在北京的信徒約有6萬人。這時正值元朝滅亡，蒙古人撤回沙漠，明朝政府仇視一切元朝寵信的宗教，並實行閉關政策，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亦漸告瓦解。這之天主教的失敗，也可以說是沒有真正深入民眾的結果。當時傳教士的活動圈子僅限於統治階層，即蒙古人或外來的商旅，沒法接觸到當時的漢人。當蒙古人撤離中土後，由蒙古人和外族人所組成的天主教會也告消失，實在在所難免。此外，蒙古勢力衰退後，東西方的陸路交通被中亞的回教徒所封閉，阻礙了傳教士東來的途徑。中國教會在沒有領導人的局面下，自然趨向沉寂。

2.3 明末利瑪竇的傳教工作至清初的禮儀之爭

15世紀末葉，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的航海家，發現了東來的航海路線，傳教活動又再熾熱起來。16世紀初，教宗亞歷山大6世以「保教權」的形式劃定了兩國的傳教和勢力範圍。1533年，葡萄牙在葡屬印度𥣡亞設立了主教區，其管轄地區由南非的好望角一直伸展至日本。1552年，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成功地來到中國境內，他僱船偷渡抵達廣東省南岸的上川島，等候機會進入大陸時，不幸病逝於島上。1555年，耶穌會省會長巴拉多曾在廣東居留了一個月。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獲准在澳門居留，澳門成了傳教士東來的根據地，但內陸仍然實施閉關自守政策。1576年，教宗額我略13世正式成立澳門教區，管轄日本、中國和安南等處教務。1578年，耶穌會視察員范禮安到達澳門，他主張傳教士應學習中文和熟悉中國文化，以方便傳教工作，這為中國的傳教事業帶來了新的路向。

利瑪竇神父

影響中國傳教工作深遠的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年生於意大利。19歲進初學院。1578年來東方傳教，首先到了印度的果亞，並在此進鐸。1582年到達澳門，立即開始學習中文，並開始研究中國儒學。1583年，利瑪竇與羅明堅（意籍）獲肇興知府准許在肇興定居。兩人在肇興期間，利用由歐洲帶來的物品引起當地人的興趣，並穿僧服，以西僧自稱。1590年，利瑪竇北上韶州，兩年後改僧為儒，穿儒服，行儒禮，因為他明白到儒家才是當時中國社會中最受敬重的學派。隨後，利瑪竇先後前往南京和南昌，並爭取機會北上赴京。

1600年，利瑪竇與龐菍我神父侫帶貢品進京，並於1601年到達，可惜並未得到當時萬曆帝的接見。貢品中有兩座自鳴鐘，皇帝恐怕自鳴鐘失效後沒有人能修理，便吩咐傳教士人不得離開北京，利瑪竇多年留京的心願，終於得以實現。在京期間，利氏展開了他的傳教工作，並結識了不少士大夫。其實早在南京居留期間，利瑪竇已認識了當時的舉人徐光啟。徐光啟與李之澡和楊廷筠，被譽為「中國教會的三大柱石」，對中國教會的發展貢獻良多。徐光啟於1603年在南京由羅如望學道受洗，後官至禮部尚書，並拜宰相。徐光啟曾協助利瑪竇翻譯「幾何原本」，並著論說天主教義可「補儒抑佛」。李之藻為杭州人，官至太僕寺卿，他曾協助利瑪竇翻譯不少科學書籍，他於1610年由利瑪竇親自付洗入教。楊廷筠也是杭州人，官至御史和京兆尹，1611年由郭居靜神父付洗入教。

利瑪竇於1610年在北京因病去世。可惜的是，利氏至死仍未能進見萬曆帝一面。但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在17世紀初，在北京、南京、南昌、上海等地，已有了天主教團體的建立，信徒人數大約有2千人。在傳教工作方面，利瑪竇強調應把中國文化中美的、善的和正大光明的元素，加以保留讚揚。他提倡以儒家的教訓作為基礎，然後把它們加以公教化。此外，利瑪竇致力於翻譯的工作，並以中文著作了不少闡釋天主教教義的書籍。利瑪竇這些的傳教方針，在4個世紀後的今天，備受教會所推祟。

利瑪竇死後不久，曾發生了教難，但為時甚短。其後徐光啟推薦傳教士鄧玉函從事「修曆」的工作，成了耶穌會士在欽天監內任職之始。鄧玉函死後，由湯若望接任。湯若望是德籍的耶穌會士，精通天文學，曾三度準確預測月蝕，受到朝野的重視。除了從事修曆的工作外，湯若望亦曾為明廷鑄砲，保衛京師。當時在皇宮內已有不少人進教，其中較出名的是太監龐天壽。明朝末年，天主教已在各省公開宣傳，教徒人數亦增至大約15萬。除了耶穌會外，道明會、方濟會和其他修會也相繼派遣傳教士來華。

1644年，清兵入關。永曆帝輾轉逃至桂林，繼續南明的統治。龐天壽追隨其右，並召傳教士至宮中講解要理。當時南明的皇室中，除了永曆帝外，幾乎全是教友，包括當時的皇太子。1650年，皇太后曾親自上書教宗，「求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此書由卜彌格帶往羅馬，但教廷各樞機一再討論如何認付，遷延竟至5年之久，至1655年始作回覆，然而當時南明已不復存在了。

清兵入關時，不少傳教士死於戰亂之中，但湯若望仍留在北京，其後更獲清廷委任為欽天監監正，順治帝對他敬愛有加。但順治帝死後，楊光先發動教難（1664年），奉教官員被斬首，傳教士被押解至廣東拘留。湯若望亦被捕下獄，其後由於天空出現異象，才被釋放。當時教務困難，幸得國籍司鐸羅文藻神父獨力支撐全國教務。羅文藻大約於1611年在福建出生，1650年在菲律賓加入了道明會，1654年被祝聖為首位國籍司鐸。在楊光先教難期間，他走遍國內各地，鼓勵各地的教團，並為2500多名新入教者施洗。由於羅文藻神父功績卓絕，教宗格來孟10世於1674年任命他為南京代牧。不幸由於教會內部的紛爭，遲至1685年羅文藻才在廣州被伊大任主教祝聖為主教。

康熙帝親政後（1666年），祟尚西學，對天主教和西方的傳教士甚有好感。他親見拜南懷仁（比籍）為師，並任命他為欽天監監正，和參與各項經建工作，如鑄炮和改良運河。康熙對傳教士甚為信任。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中國的代表團中便有2名耶穌會的傳教士：張誠（法籍）和徐日昇（葡籍），充當翻譯和顧問。1692年，康熙頒報上諭，准許傳教士自由傳教，人民自由信教。次年康熙更因傳教士帶來的藥物而治癒瘧疾。17世紀末葉時，中國天主教會確實是朝氣勃勃，前途一片光明，教友的人數已接近30萬。可惜其後掀起了禮儀之爭，使中國天主教會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中國禮儀之爭的肇始，在於各派傳教士團體之間對中國教友敬孔祭祖的不同解釋，以及對「天主」的不同稱呼。耶穌會士遵守利瑪竇的立場，視中國人的敬孔祭祖禮儀為民間的習俗，純粹出於敬意及孝思，不涉及宗教因素，因此也不會抵觸天主教教義。但以道明會和方濟會為主的後起派，卻認為這些祭禮與教義相衝突。這些爭執不僅是學理上的爭論，更是關乎到信友們日常信仰生活的切身問題。教廷對中國禮儀之爭的立場，起初十分曖昧。1700年，在京的耶穌會士曾上書康熙，請求皇帝聲明敬孔祭祖的意義。康熙乃批示敬祖敬孔純為敬愛先人和先師的表示，並非宗教的迷信。但教廷仍於1704年頒令斥責中國禮儀，教友不得參與敬孔和祠堂中的禮節，不得在牌位或墳前上供，牌位上不得有靈位字樣，不得使用「天」或「上帝」二詞稱神，只可用「天主」一詞。1705年教廷特使多羅主教來華，宣佈教廷的決定。多羅起初獲得康熙的接見，但當康熙知道了他的來意後，便把他遣至南京，並頒令所有傳教士若願意遵守利瑪竇的成規而逗留在中國者，必須領取「居留票」，傳教士的活動大大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康熙也派遣耶穌會士到羅馬，希望能解釋皇帝的立場，可惜這些使者中途死於海難，並未能完成使命。

多羅到達了南京後，便宣佈了教廷禁行中國禮儀的決定。康熙得知後大怒，將多羅驅至澳門。多羅在澳門被葡人軟禁，最後在1710年鬱鬱而死。1715年，教宗格來孟11世頒布「自登極之日」通諭，重申了1704年的禁令。1721年，教廷再次遣使嘉樂主教來華。嘉樂為爭取康熙的通融，押下了教宗的通諭，改為有條件同意中國禮儀。但在京的傳教士此時又因對教宗通諭的理解而發生爭執，康熙對天主教大失信心，遂下令禁止天主教的傳教活動。1742年，教宗本篤14世頒布了「自上主聖意」通諭，重申以往的禁令，廢除嘉樂的通融措施，中國的禮儀之爭到此亦告一段落。

談到這時期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可以說在傳教士的努力下，天主教的信仰已在基層中生了根。可惜教廷未能完全體諒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中國教會身處的情況，加上傳教士內部的紛爭，而掀起了禮儀之爭，為中國教會帶來很大的打擊。因為從此以後，讀書人和當官的人，便不得不遠離教會。此外，不少人也開始誤解天主教是「洋教」和「不尊敬祖先的」，而對教會產生了反感。然而值得欣喜的是，不少教友在這困難的時刻，仍然堅持著信仰。中國的禮儀禁令，終於在1939年由教宗庇護12世所解除。稍後的梵二大公會議更強調禮儀的本地化，各民族的風俗，只要不是和迷信錯誤無法分解者，教會都惠予衡量。中國教會痛苦的經歷，成了普世教會珍貴的經驗，更促使整個教會一同成熟和成長。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教宗保祿5世在1615年曾批准中國人採用中文舉行全部禮儀，耶穌會士亦於1670年間將彌撒經書和部份聖事禮典譯成中文，可惜沒有用上多久便停用了。停用的原因，除了受到「禮儀之爭」的影響外，亦可能出於當時大部份傳教士不願意花太多的時間學習中文的緣故。

2.4 禮儀之爭後至近代

自康熙下令禁教後，其後的數位皇帝，雖然仍保留傳教士在朝廷內任職，但對天主教則絕無好感。期間更曾發生了多次的教難（1745年、1784年、1805年）。其中以嘉慶一朝的教難最為激烈，很多中國的殉道聖人，如張大鵬，吳國盛和趙榮等，都是在嘉慶朝的教難中致命的。但儘管受著嚴厲的打擊，中國教友的人數並未驟減。在1820年間，中國的教友的人數仍維持在20萬左右。教難期間信眾們所表現出的忠勇，實在令後世感到驚嘆。另一方面，在教難期間，不少外籍傳教士被迫離開中國，但國籍司鐸的人數卻不斷有所增長。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是被送往國外接受培育。

中華殉道先烈

1842年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開放東南五口通商。1844年中法簽訂黃埔條約，傳教士在華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保護，並且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1846年，道光帝下令解除教禁，結束了天主教會在中國列為非法活動的日子，但仍禁止傳教士往內地傳教。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清廷被迫與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國政府歸還各地的天主教產給予教會，而負責翻譯的法國傳教士更在條約的中譯本上，私自加上「並任由法國傳教士在各省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條款。從此，天主教在中國由弱勢轉入強勢，但亦沾上了西方列強殖民主義的色彩。有些傳教士在行事時未能顧慮到內地人的感受，因此不斷激起地方上的衝突。天主教會受到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平民百姓對外來的侵略者全無好感，在怒氣無可宣洩下結果是找了教會作代罪羔羊。另外，無可否認的是，不少傳教士為了爭取更多人加入教會，間中使用治外法權的便利，包攬官司。結果，長期累積的民眾衝突，演變成大大小小的教案。

在芸芸教案中最嚴重者，莫過於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但這次事件並非只是地方上的反教事件，而是由直隸和山東兩省總督所支持的有系統反教運動。天主教會在這次事件中損失慘重，據統計共死了4名主教，31名神父，3萬多名教友。義和團事件最後演變成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清廷求和，事件才得以平息。至清朝末年，全國教友共約143萬人，較19世紀初增長了9倍。這一個世紀的成長，為日後的中國教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民國成立後，開放宗教自由，天主教會創辦了許多事業，包括高等教育機構、醫院診所等等。1921年，教廷派遣剛恆毅總主教為首任宗座駐華代表。1924年剛主教在上海召開中國主教會議，決定獻中國教會於聖母，並計劃在中國各地建立14間總修院，為有志修道的中國青年提供高水平的神哲學培育。剛主教熱心推動祝聖國籍主教，並支持將中國教會交回中國人自己管理。1926年，他親自率領6位國籍代牧前赴羅馬，教宗庇護11世於10月28日親自在聖伯多祿大殿為他們舉行主教祝聖禮，成為自羅文藻主教以來首批中國籍主教。

抗日戰勝利後，1946年，青島代牧田耕莘主教被晉升為樞機，為遠東籍樞機的第一人。同年教宗頒布建立中國聖統制，全國分為20教省137個教區。1948年時，全國的教友人數已增至300萬，可惜其後遇上更大的挑戰，就是一個以無神論為綱領的共產黨政府。共產黨敵視教會，原因很多。其中當然包括它的無神論思想，但也涉及天主教會的外國色彩，天主教與西方（尤其是教廷）的關係，天主教與國民黨的關係和教會所擁有的財富等。事實上，中共為鞏固政權，向來強調任何宗教都不得超越國家，也不得受外國勢力所支配，宗教只可為政治服務。在以上所提及的種種原因下，中共要嚴厲控制天主教會，似乎也是不難理解的事情。

中共自1949年奪得政權後，便開始有計劃地驅逐西方的傳教士。許多外籍的傳教士都被牽涉入間諜和反革命的活動案中，先入獄，後驅逐出境。1950至51年間，共黨政府開始推動所謂的「三自運動」，即建立自治、自養和自傳的教會，並驅逐教廷駐華公使出境，不少教友及神職人員被捕。1957年，「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在北京成立。1958年，中國教會自選自聖漢口和武昌兩教區的主教，為自選自聖主教的開始。此後，基本上不與政府合作的神職人員都被捕入獄，或被送往農場接受勞改。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所有聖堂遭到封閉。十年動亂期間，所有神職人員，包括參加愛國會的神父和主教，都被監禁或押往勞改。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教會在經歷了這一次徹底的死亡之後，竟籍聖神的力量而又蓬勃復生。

中國教會瞻禮單張

1978年起，中國政府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宗教活動得以恢復起來，不少教堂重開，神職人員獲得釋放。在過去廿多年來，雖然仍在政府的監控和未能與普世教會恢復完整的共融之下，但中國天主教會已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的公開教會現時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所領導。根據估計，1992年時，中國內地的天主教人數已達1000萬，並且不斷地在增長之中。此外，從八十年代開始，教會開辦和復辦了不少修院和修女院，培育聖召。另一方面，在70年代的末期，也有所謂「非官方（地下）」教會的興起，由不願意參與公開教會的神長和教友們所組成，他們雖然面對嚴峻的環境，但仍然願意以自己的生活為信仰作出見證。

總括而言，教會在清朝末年受到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使傳教工作大有進展，但也惹來不少地方人士的反感。到了共產政府上台後，教會受了嚴厲的打擊。但在各神長和教友們的堅貞和努力下，教會不但未受摧毀，反而在80年代起蓬勃再生，實在感謝天主聖神的恩寵和帶領。踏進廿一世紀，中國教會現時面對的困難也不少，包括政府的監控，資源的缺乏，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問題等。但我們相信在天主聖神的領導下，中國教會正在朝向更美好的明天而邁進。

2.5 中國教會聖統制的建立

在這一節裡，我們嘗試將中國天主教會建立聖統制的歷史，作一簡單的綜合。1576年，教廷設立澳門教區，管理中國、日本和安南各處教務。這是元朝以後首次在中國土地上成立的教區。當時仍處於西葡兩國保教權的時代，澳門教區隸屬於葡屬的印度果亞教區，澳門主教由葡國任命。1622年，教廷設立傳信部，決心統籌各傳教區的傳教事宜。1659年，教廷設立宗座代牧制，委派直屬聖部的主教，以教宗代權名義，治理傅教區事宜。在中國首設的2個代牧區，起初由安南和交趾的代牧兼管。1660年，傳信部設立南京代牧區。中國第一位國籍主教羅文藻便於1674年被委任為南京宗座代牧。羅公不幸在菲律賓被道明會軟禁，直至1685年才在廣州被當時的助理主教伊大任（又譯德拉介薩）祝聖進牧。

1680年，傳信部重組中國代牧區的劃分，使它們獨立於其他國家之外，下令設立福建代牧區，巴錄主教為首任宗座代牧，連同原本的南京代牧區，使中國教會分區而治。1687年，教廷再設立江西、廣東兩代牧區，中國的代牧區增至4個。但教廷的這些措施，使葡王大為不悅，認為有損該國保教權的權利。經協商後，教宗於1690年批準設立南京、北京兩正式主教區，又以兩廣和附近島嶼劃歸澳門教區，這三個教區都尊果亞宗主教為首長。但這措施又使中國教會內的行政，混亂不清。傳信部乃於1695年下令，劃明3教區的轄域。除3教區所轄的6省外，其他各省分別隸屬9個宗座代牧區，它們分別是：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四川、貴州、雲南、陝西和山西。從這時起至1856年為止，中國天主教會內便兼有聖統制和代牧制兩種制度。

田耕莘樞機主教

19世紀開始，葡萄牙的海上霸權逐漸被英法所取代。教廷遂於1856年廢除北京教區，並由3個代牧區取代。次年教廷與葡國政府訂立政教公約，葡國在中國的保教權，縮至只剩餘澳門、廣東和海南（但不包括香港和廣西）。但條約簽訂後葡國並沒有履行保教權的承諾，故此，葡國的保教權，可以說是正式被廢除了。保教權被廢除後，北京和南京教區作廢，由代牧區取代。而澳門教區的轄域也不再包括大陸的任何縣份。從此，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便只有代牧制了。

1946年，中國聖統制正式成立，全國分為20個教省，20個總主教區和117個教區。其中田耕莘樞機出任北京總主教，于斌出任南京總主教，周濟世出任南昌總主教。中國天主教的歷史，從此踏進了新的一頁。

3.0 中國天主教會未來的探討

在簡單地介紹了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史後，在這一部份裡，我們將從基督宗教過往多次在中國的興衰探討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將來。不過，首先要提出的是，中國天主教會一詞的意義甚廣，因為香港教會、澳門教會和台灣教會，也可視作中國天主教會的一部份。但自1949年中共上台後，內地教會與港澳台教會，無論在遭遇和發展上，都有著很大的差異，現在所面對的問題也有不同。由於篇幅有限，本文以下的討論將集中於中國內地的天主教會為主。另一方面，1960年代梵二大公會議為普世天主教會帶來了一片新的景象，我們也會嘗試從梵二所倡議的精神來看中國教會的未來。

3.1 東西方交通的阻隔

傳統上天主教會以西歐的羅馬為中心。羅馬與中國大陸遙遙相距，東西方地域的距離和交通的阻隔在過往曾多次妨礙了天主教東來的發展，如在明朝的早年。另一方面，地理上的距離也使資訊的流通相當困難。旅途的遙遠和書信往來的費時，往往使教廷未能對中國教會的問題作出即時的回應。此外，由於旅途的凶險，不少傳教士和主教往往未能完成東西往來的行程，更加深了教廷在照顧中國教會上的困難。

現代交通發達，電子通訊設備先進。交通阻隔的問題已不復存在。但遺憾的是，現代的阻隔並不來自地理，而是來自政治上的干預。中國教會暫時仍未能與普世教會恢復完整的共融。面對這樣的情況，港澳台等地的教會，便肩負起橋樑教會的角色，維持普世教會與中國教會的聯繫。近年來香港不少神長都往內地教學，地方教會上的聯絡亦日趨密切。另一方面，中國教會亦批准不少修生出國攻讀神學，中國的教友也可以參加不少國際性的教會聚會。我們相信這些活動，對促進雙方的了解和共融，起著積極的作用。此外，近日在網頁上得知，中國教會已經採用了新編的天主教教理。這情況令人欣慰，因為這表示著內地教會在信理的發展上能夠與普世教會保持著同一的步伐。

現代資訊科技發達，我們認為橋樑教會日後在促進彼此的交流時，應多加利用現代先進的設備，如網頁、書籍、錄像、VCD等，務求使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保持密切的了解和接觸。

3.2 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

清代的禮儀之爭，可以說是西方天主教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衝突的結果。從此以後，天主教常常給人一種「洋教」的感覺。至於衝突的原因，可以說是西方傳教士想將西方的思想完全植入中國教會，而不顧及中國固有的文化和中國人民的感受。梵二後提倡教會本位化，各民族固有文化中所有優良的傳統，教會都予以尊重，並加以讚揚和公教化。香港和台灣教會近年也開始將中國傳統的敬祖思想融合在天主教的禮儀中。教會近年來的發展，更令人欣賞四百多年前利瑪竇等傳教士在這方面的高瞻遠矚。另一方面，中國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來，儒學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加上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頻繁，使中國人民對西方的思想加深了認識。因此，現代再次發生天主教教義與中國文化大規模衝突的機會已不大。

展望未來，無可否認的是，儒學現時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但也不能否認，儒家的思想在中國人民的思想體系中已根深柢固。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教會在未來的傳教工作上，反而需要加強與儒學的配合，使天主教的教義與儒學中有益的思想彼此融合，相信會使一般民眾更易接受。此外，筆者們去年曾參與由聖神修院所舉辦的「老子思想與天主教義交流座談會」，發現道家中不少的思想與天主教的教義彼此媑合，聖神的工作實在令人讚嘆。這樣看來，在以後的歲月裡，中國教會也可以利用宗教上的交談，加強天主教在中華民族中的「認受性」和「認知性」。

此外，我們常常說，神學應與當地的文化交談。那麼，現在要問的是，甚麼是中國現時的本地文化呢？無可否認的是，現時國內功利主義盛行，人民感到精神生活嚴重的不足。這也解釋了為甚麼近年來在國內各宗教（包括民間宗教）的信徒數字都大幅度增加。中國天主教會若能認清這個時代的徵兆，加強在精神和倫理方面的培育和灌輸，相信會吸引更多人加入教會。

中國教會本地化聖相

3.3 教會本位化

承接上文，在這一節裡，我們將嘗試談談中國教會本位化的問題。教會本位化是梵二大公會議其中一個倡議的重點。自中共立國至文革期間，中國教會被受壓迫，外籍傳教士被逐後，教會便只得由國籍神長所支撐。但這次痛苦的洗煉，不但未能摧毀教會，反而使她較諸其他亞洲地區，更早成為一個純正的本地化教會。聖神能夠將痛苦化成祝福，在此事上又是一個明證。現時的中國教會，完全由本地人領導，加上近年聖召成績理想，教會正在茁壯成長。不過，我們也要明白，梵二所提倡的教會本地化與現時中國政府所推行的三自教會，有著顯著的分別。教會本地化當然也強調「自主自辦」這個方向，但這「自主自辦」必須是在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之間「相互從屬」的關係下進行，否則教會的至一性和至公性將大受傷害。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中再作探討。

至於禮儀的本地化，近年來在香港教會的協助下，內地教會在這方面已有了顯著的進展。希望中國教會能夠繼續努力於神學和教義的本地化工作，使教會的宣講能夠更切合現時中國的民情。

另一方面，我們想提出的是，教會的本地化除了是指架構上和地理上的本地化外，更是指處境上的本地化。即是說，教會必須是與當時社會所關心的問題息息相關的教會。中國天主教過往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往往給人一種「特權階級」的感覺。自共黨政府上台後，中國天主教會特權儘失，且在多次的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但這反而使她擺脫了過往殖民教會的框框，成為社會中基層的一份子，真正體驗中國人民的苦難。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天主教會的一個淨化的過程，使她能與中國的人民達至真正的「承擔與同行」。在這次痛苦的經驗中，中國教會也實踐了梵二的教導，擺脫了世俗特權的糾纏。

此外，在無神論政府的統治下，國內不同的宗教都成為被打擊的對象。但這反而促進了各宗教信徒之間真誠的交流和相互的支持。在自由世界裡，宗教交談多圍繞著神學的話題，但為國內有信仰的人士，交談卻是用著另一種形式，是有血有肉的具體生活交談。在這過程中，天主教的信友更能明白國內其他宗教人士對生命和痛苦的看法。我們相信這些經驗為中國教會未來本位化的發展，將會起著積極的作用。

3.4 平信徒的參與和傳教工作

梵二大公會議其中一項重點，就是重新強調平信徒在教會中的角色和使命。中國的神長雖然未有機會參與梵二會議，但梵二這方面的精神，卻在中國教會的具體生活中毫無保留地表現出來。在宗教迫害期間，不少神職人員被捕下獄，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友們便肩負起重要的任務，帶領信仰小團體，並將信仰的種子傳給下一代，這情況在中國的信友家庭和農村中尤為明顯。此外，教友們在信仰迫害時所表現出的堅毅，也使不少人對天主教發生了興趣，教友們的表現的確為他們的信仰作出了見證。教會在嚴厲的迫害中仍未被摧毀，教友們的付出的確是功不可抹。

放眼未來，現時國內對基督宗教的傳教活動仍有不少限制，既不可公開宣傳，也不可向低於18歲的青少年傳教。在這樣的情況下，平信徒傳福音的任務便更形重要。既然不可以公開宣傳，便只好依靠信徒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潛移默化，透過個人接觸和友誼，將福音的訊息傳揚開去。因此，我們認為現時中國教會的當務之急，就是對平信徒的培育，使他們能肩負起傳揚福音的使命。此外，我們認為中國天主教會應儘量尋找機會參與國內的教育和社會服務的工作，就算未能直接傳揚福音，也希望能將福音的種子撒至每一角落。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現時國內的天主教會並沒有甚麼特權，進教也沒有甚麼利益可言，但仍然有這麼多人願意領洗入教，可見他們信仰的真誠和動機的純正，聖神的力量的確令人讚嘆！我們相信在聖神的帶領下，中國天主教會的前途確實是一片光明。

內地天主教堂

3.5 港澳台教會

相對於內地教會，港澳台教會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可以說是較為平穩。近年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但兩地的天主教會仍能享有宗教上的自由和與普世教會的聯繫。展望將來，我們認為一些以上曾討論過的重點，也適用於港澳台教會未來的發展，例如教會本位化，平信徒的參與和利用高科技傳揚福音等。此外，在目前的形勢下，港澳台教會更是肩負著神聖的使命，作為橋樑教會，加強內地教會與普世教會的聯繫。事實上，港澳台教會現時身處的環境，可以起著「示範」作用，讓中國政府明白「從屬」於教廷的天主教會，不但不會被外國政治勢力所利用，反而可以為社會的發展提供積極的力量。

在未來的歲月裡，我們認為港澳台教會可以加強協助內地教會在神職和信友上的培育。此外，也可以協助內地教會在教育和社會服務事宜上的參與。我們相信港澳台教會所提供的協助，將對內地教會的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

4.0 總結

殉道者的鮮血是信德的種子。現時內地天主教會仍然面對著嚴峻的考驗，不能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此外，中國政府壓迫「非官方」教會的事件，也時有所聞。但是，若我們翻閱教會的歷史，不難發現每次在教難的時刻，反而是教會最純潔和最能茁壯成長的時期。初世紀時羅馬教會在教難時的經驗，實在可讓中國教會借鏡。我們相信在聖神的領導和信眾的努力下，中國天主教會一定會有著更美好的將來。至於港澳台教會方面，現時仍能享有宗教上的自由，我們更應努力裝備好自己，打下穩固的基礎，為未來中國教會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 完 -

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及廣場

參考書目

林瑞琪，《誰主沉浮》，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95。

陳之邁，《天主教流傳中國史》，台灣，Wisdom Press，1976。

穆啟蒙，《中國天主教史》，台灣，光啟出版社，1992。

羅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台灣，光啟出版社，1967。

房志榮，《邁向廿一世紀的中國大陸天主教》，《神學論集》130期（2001冬）

金秉洙，《前瞻天主教與中國的未來，上》，《神學論集》129期（2001秋）

金秉洙，《前瞻天主教與中國的未來，下》，《神學論集》130期（2001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