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的禮儀之爭(1715年)

 

18世紀,其中一個在天主教會內引起宗教上的爭論的,就是有關於「中國禮儀」的問題。當時的耶穌會士,跟隨著利瑪竇的足跡,成功地在中國人民的圈子內傳揚福音。這些耶穌會士在朝廷裡任職,並因著他們對天文學和動力學上豐富的知識,使中國人民對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耶穌會士負責當時的皇家氣象部門,並在皇宮內擔任畫師之職。與此同時,這些耶穌會士亦被當時的中國儒家學者所吸引,並漸漸順應儒家的生活方式。

 

為這些耶穌會士來說,他們首要的目標,就是傳揚天主教的信仰。但在這裡,他們遇到了一個難題。當時中國的精英份子都需學習儒家學說,而儒家學說亦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和家庭提供了生活的框架。在儒家的禮儀中,包括了「敬禮祖先」的禮節。當時的耶穌會士在羅馬,就為這些禮節提出辯護,強調這些「中國禮儀」都是社會性的儀式,沒含宗教的成份。因此,中國的入教者應被容許繼續參與。耶穌會士的這些論點可能有點不盡不實。雖然其後歐洲的中國評論都繼續認為儒家學說只是一種「哲學」,而非「宗教」,因為它並不附合西方社會對宗教的理解,但當時的教宗可能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正確的判斷,認為儒家的禮節與基督宗教的教義有著實際的衝突。不過,他的處理卻帶來康熙皇帝的反感,並使當時中國大部份的精英份子未能皈依天主教的信仰。

 

康熙皇帝為中國歷史上其中一名出色的君主。他起初對在中國工作的耶穌會士懷有好感。直至17世紀末,耶穌會士已帶領不少人皈依天主教的信仰。

 

康熙皇帝在1692年的上諭(意譯)

 

這些歐洲人都愛好和平,他們在各省份內沒有引起任何動亂,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他們沒有參與過任何罪行,而他們所宣揚的教義也不同於那些在帝國內流行的異端邪說,他們也沒有任何引發暴亂的企圖……因此,我們准許所有在帝國內被奉獻於「天主」的廟宇予以保留;人民若願意進入這些廟宇去朝拜這個神,向祂獻香,並參與有著古老傳統的基督徒儀式,亦予以准許。從此以後,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撓。

 

教宗格來孟十一世在1715年的通諭(自登極之日通諭)

 

耶穌會士認為可以用中國的傳統術語來稱呼基督信仰中的「神」,而儒家的典禮也只是民間的儀式而已;基督徒應被容許參與這些典禮,而中國的敬祖儀式也和基督宗教的教義沒有衝突。這些論點都在1715年被教宗格來孟十一世所譴責。

 

1715年,教宗格來孟發表通諭,向全球人民傳達了以下數點議決:

 

1.        西洋稱呼天地萬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國用不成語,所以在中國之西洋人,及進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經日久。但從今以後,總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只可稱呼「斗斯」為天地萬物之主。有關「敬天」二字之牌匾,如未懸掛,則不應懸掛,若已懸掛在天主堂內,則應取下,不許懸掛。

2.        春秋二季祭孔子並祭祖宗之大禮,凡進教之人,不得參與;亦不應作為旁觀者,因為此舉與參與異端禮儀相同。

3.        凡進天主教之官員或進士、舉人、生員等,於每月初一及十五日不得入孔子廟內行禮。或有新上任之官員,或新得進士、新得舉人生員者,亦俱不得入孔子廟內行禮。

4.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得入祠堂行一切之禮。

5.        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中或在墳上,或逢弔喪之事,俱不得行敬祖之禮。進教者就算只是陪同外教者,亦不得行這些禮節,因為這些都是異端之事。

 

儘管有以上的議決,我(教宗格來孟)要清楚地指出,其他一切中國的傳統和習侶,若無異端成份,則可繼續在中國的信徒之中予以保留。以上的決定不應干擾中國信徒日常家居和治理國家的方法。至於仔細地來說,那些習俗可以保留,那些不可,在中國的宗座使節會作出有關的決定。如宗座使節不在,則由中國的主教或中國傳教區的首長作出決定。總括來說,那些與天主教教義沒有衝突的風俗和傳統可以保留,但那些有衝突的則無論如何也不可以被容許。

 

康熙皇帝在1721年的上諭

 

康熙皇帝對格來孟的諭令感到不滿,並下旨禁止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

 

覽此條約,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於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